数字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理变革：动力、风险与应对
【摘 要】厘清技术与政党的关系是理解数字时代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关键。由数据、算法和平台为驱动的生产力发展重构社会运行动力和社会关系形态，并催生了新的社会连接方式和社会活动模式。党的治理议程、工作方式和治理结构也需进行适应性调整。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需要直面因技术专业化、去中心化、隐蔽性等特征而产生的各类风险挑战。以拓展群众网络、优化议程设置和完善数字安全体系为路径支撑的整体性治理为中国共产党应对数字时代的治理风险挑战提供了可能的思路。
【关键词】政党治理 数字技术 党群关系 长期执政
阅读导引
一、变革的动力：生产方式变革重塑社会关系
二、结构性调整：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治理任务
三、变革的内在矛盾：中国共产党需要回应的风险挑战
四、整体性治理：提升数字时代党的执政能力
习近平指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以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推动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发展，并推动着生产方式的转变。信息技术的迭代升级所产生的影响已经由经济社会领域向政治领域延伸。新的政党类型正在形成，“数字政党”（digital parties）“网络政党”（cyber parties）“平台政治”（platform politics）等概念用以理解西方政党的新形态。现有研究关注到了数字技术对于西方政党的广泛影响，其基本共识是信息技术使得政治选举、政治参与、政治沟通、政党运行结构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征。从技术变革与政党转型的历史逻辑来看，技术制约着政党的组织结构与规模、政党政治的透明度和开放性，并影响着政党治理的方式与能力。
西方政党数字化转型以及数字政党形态研究难以充分解释数字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技术变革中的重要角色及其治理调适。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性质和历史使命决定了其对技术变革的回应不只是完善党内事务的管理，而是与党和国家的重大议题紧密捆绑，并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中。在这个意义上，有效应对因技术引发的治理变革关乎党的长期执政基础，本质上要求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从工具性的技术适应向更深层次的结构性调适转变。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以及社会工作等也应作出调整，以确保党对各项事业的全面领导。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分析以数字技术为驱动的生产方式变革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社会动员和治理模式等方面的影响，深化对于数字时代政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从而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长期执政的分析框架。
一、变革的动力：生产方式变革重塑社会关系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改变了生产力的本质和运作方式，还深刻调整着生产关系的构成。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提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生产方式的变革引发了社会关系的重塑。更为重要的是，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推动着经济、社会结构的调整，同样也在引发政治领域的变革，特别是政党的治理变革。因此，有必要先理清数字时代生产方式变革如何引发社会关系的重塑，这是理解政党与技术关系的根本前提。数字时代生产方式的变革离不开以数据、算法和平台为核心的生产力发展，进而引发社会关系的变迁。
（一）数据、算法与平台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
马克思认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在数字时代，生产力发展丰富了生产力三要素的内容，并构成理解生产关系变革、上层建筑调整的根本因素。数据已然成为重要且全新的生产要素，并具有双重属性。
一方面，“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马克思将劳动资料视为劳动者延伸其活动的媒介。作为劳动资料的数据，与传统的劳动资料相比，其具有非物质性的特征，可复制传播、可分析且信息密集。经营数据、用户数据、社会和环境数据、社交数据等构成了数据的多种形态，并决定了数据产生的多种方式。另一方面，作为劳动对象的数据是指数据在被收集、处理、分析和应用过程中所体现的特质及作用。也正因数据的特殊属性，它不仅是包含社会活动的信息集合，更在收集、处理和分析过程中创造价值。在此过程中，信息成为生产过程中的关键资产，因此，如何充分挖掘和利用数据并创造价值成为不同治理主体的共同关切。数据生成和生产的多样性拓展了政党的角色，其成为重要的数据资源掌握者、配置者，并将最终结果运用到政党决策中。数据以及数据治理成为政党治理的核心要素和重要内容。
作为一种新的劳动资料，算法不仅改变了劳动资料的物理形态，更是具有逻辑规则的体系，以大规模数据为基础，依靠先进的计算能力帮助劳动者执行复杂的计算任务。同时，算法在组织运行中发挥着信息架构的作用，促进组织间的信息交换并为组织决策提供框架支撑。这些特质使得劳动资料的表现形式不仅限于传统的物理工具，算法在自动化决策、预期管理等方面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作为劳动资料的延伸，算法也在增强组织的决策能力，成为政党决策的重要工具。
平台作为数字基础设施，根据其功能包括社交平台、交易平台、开发者平台等诸多类型。一方面，平台汇集用户、生产者、消费者和技术开发者等不同主体，并重新定义了劳动对象。在工业生产模式中，劳动对象主要是指自然资源和原材料。但在数字时代，数据、信息、服务等都成为劳动对象，构成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台通过丰富的在线场景和海量的数据支撑，借助数据处理技术，将数据转化为具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平台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组织方式，平台经济已经成为新的经济组织形态。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催生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平台经济兴起催生了新型劳动关系的产生，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调整，也在拓展着党与社会产生联系的边界。
（二）劳动关系的改变丰富了社会阶层的构成
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发生产关系的调整，并直接体现在劳动关系层面。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数字劳动不应只是以产业链过程来进行区分，而是要从整体上理解劳动关系的变化。数字劳动要在“被数据和算法结构统合起来的各种人类活动的总体”中予以理解。当然，数据的非物质性并不意味着劳动的非物质性，与数字产业相关的工作依然需要大量且重复的劳动。劳动密集型工作依然广泛存在。但其劳动的组织方式正在发生改变。
集中式、大规模的工厂生产被分散化、个体化的生产过程所替代。平台作为新的生产关系中介，重新定义了资本与劳动者的关系。虽然平台是连接劳动者的基本单位，但由于劳动场所选择更加灵活，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关系更加松散，不稳定的无产阶级由此形成。特别是对于“数字计件工作”的劳动者来说，个体与生产组织之间缺乏联系，只依靠零工平台来完成工作。有研究者将其称为“流众”，这一群体的出现反映出雇佣关系的不固定、财富分配的不均衡以及劳动者保护的瓦解等新问题。与此同时，劳动者无须像传统企业员工那样了解企业的目标、愿景、文化等，这也导致劳动者对生产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减弱。
平台经济的发展使得以电商从业者、技术开发人员、内容创作者为代表的新兴职业群体集中涌现。与从事数字计件工作的劳动者相比，他们在收入水平、专业技能、工作环境等方面均有所不同，其劳动成果以文化、知识、情感和服务等为主要形式。不难发现，数字平台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功能日益完善，重构着社会关系的连接方式。自媒体博主、行业达人、网络红人等新兴社会群体通过富有个人特质的风格塑造、生活方式的日常呈现以及专业化的内容输出来提升关注度和影响力。作为社交媒体的关键人物，平台推荐、持续创作和公众认可使他们成为连接不同社会群体的纽带。这意味着数字平台因其即时性、开放性等特征模糊了个体工作与生活的边界。新兴社会群体的影响力从经济活动逐渐向社会生活领域延伸。新的社会关系的形成意味着数字技术不仅改变着劳动价值的创造方式和社会阶层的流动，也在重塑着社会活动模式。
（三）社会关系的改变重塑社会活动
生产关系的变化必然引起社会关系的变化，社会关系的改变也重塑着社会活动的结构。一方面，以算法和平台为支撑的网络空间拓展了社会运行规则和社会连接纽带。算法是基于海量数据提供符合个体特征的计算模型。与以契约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社会不同，网络空间的运行体系以公众难以察觉或者不易理解的隐性契约来展开。公众的线上连接看似偶然，但实际依然深受其所关注的议题、社交圈层、个体兴趣等社会性特征的影响。网络空间不仅为活跃在其中的个体及相关组织提供着信息交换和服务，还成为形成情感共鸣、进行资源共享的重要空间形态。这表明，社会关联的产生除了依赖于传统社会的血缘、地缘以及工业社会的业缘之外，还依赖于基于信息交换和网络平台的连接，并形成差异化的线上社会活动。
另一方面，网络空间不仅是技术手段或者管理对象，更是塑造治理议程的重要载体。传播媒介的分散化、个体化以及去标准化使得民意分析、政策议题选择等方面都需要重新进行调整。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社交媒体广泛、及时地传播，社会热点事件的影响力被无限放大。网民对于特定议题的持续关注、意见表达和过程监督使得网络空间不仅是私人空间，还成为引导社会舆论的公共空间。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热点问题都可以转化为政策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网络舆情影响着政党对于政策议题的选择和政策议程的设定。
因此，数字技术对于政党治理的影响远非工具意义上的效率提升，而是使得政党特别是执政党面临着由数据、算法和平台构成的全新的社会运行体系，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基础随之发生改变，结构性的调整正在显现，政党也正面临着新的治理任务。
二、结构性调整：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治理任务
以数字技术为驱动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不仅推动政党作为技术使用者的数字化转型，也在强化政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而言，这一变革正在影响群众的构成、互动方式以及组织化程度，从而要求党的群众工作内容、工作方式和组织设置要适应社会结构和社会体系的变化。这一转变本质上是治理结构的调整，即在确立党对网信工作的领导地位的前提下，通过制度创新和组织创设来顺应数字时代的发展趋势。
（一）走群众路线的前提是理解群众：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拓展
“群众”这一概念内涵是历史性的，随着党的事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因技术变革而产生的社会结构变化不仅意味着新的社会群体的产生，还在扩展着群众的构成，并重塑党与群众的关系。
群众类型的划分标准更加丰富。政党对于群众的划分不再仅依赖教育背景、职业类型、家庭结构等社会学意义上的分类，而是基于个体数据流所建构的群体画像进行综合研判。这使得对于群众特征的掌握从收入、年龄、性别等客观信息，转向包含个体情感表达、日常行为、生活习惯等多元数据构成的动态画像。基于此，党与群众的联系方式正发生改变。政党与群众互动沟通路径向线上扩展，网络空间成为新时代党的群众工作的新阵地。同时，个体在线上的各种行为被记录分析并呈现出群体性特征。但掌握群众画像或特征的能力不再局限于政党，还延伸至社会主体，特别是那些为个体提供线上日常服务的相关企业。
在数据与算法的紧密结合以及平台的功能支持下，民意类型及其表达方式更加多元。点赞、关注、评论等互动行为不仅体现着事件的热度，同时也是了解网民态度、观点和情感的重要窗口。民意类型主要表现为三种类型，反馈型意见指向网民对于社会热点问题、国内外重大事件、经济社会发展等诸多领域的评价；问题型意见主要是指网民从自身经历或者网络热点问题出发，向公共部门表达个体诉求或者期待；发展型意见主要是指网民针对其所关注的公共议题提出有建议性的意见或者问题解决思路。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充分掌握社情民意、了解人民群众急难愁盼是实现长期执政的基础。而民意表达渠道的个体化使得网络话语权发生变化。公共讨论的发起不再只是由公共部门启动，而是关注相关议题的网民都可发表意见。党的群众基础、党与群众联系方式的转变都推动着党的群众工作向纵深发展。
（二）做好群众工作的关键是组织群众：党的群众工作向纵深发展
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始终是我党取得各项事业胜利的重要前提。与传统行业组织架构明确、工作场所固定、人员稳定不同的是，面向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和新就业群体的群众工作具有一定的分散性且流动性较大。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全国新就业群体总量达8400万人，主要是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群体。如何保障他们的劳动权益和职业发展，成为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发挥党建引领的优势，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成为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任务。
针对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和新就业群体，扩展党建工作的覆盖面显得尤为重要。由于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和新就业群体的工作特质使其组织化程度弱化，与这些群体保持紧密联系，在线下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变得较为困难。因此，需要结合他们的工作特征探索出适应性强、效果显著的工作方法，以保障党组织的有效运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性和先进性决定了吸引和发展各行各业的优秀代表加入党组织是其组织工作的重要内容。吸纳新的社会群体加入党组织并有效地将分散的党员组织起来同样考验党的工作方法。党的群众工作正在向纵深发展，这不仅体现在工作方法的创新上，还体现在党的组织力和动员力的增强。
（三）治理结构的重塑：加强党对网信工作的领导
治理结构是社会关系的制度化体现，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算法正在成为治理规则的全新组成部分。算法通过预设的规则、标准和模型来预测、评估和分析社会行为与需要，进而影响社会运行，并成为塑造社会结构的重要力量。在传统的支配方式，如基于领导者个人魅力、传统习俗、信仰以及法定权力的支配之外，数据和算法构成了新的支配方式，其通过数据的收集、计算与分析能力，实现对社会不同群体及其行为的引导与控制。尤其是在用户信息方面，平台企业依靠其技术优势，已经形成隐性支配力，并影响个体行为和组织决策。与此同时，政党的数字化转型必然伴随着政党与平台型企业的合作。平台型企业不仅可以量化个体生活，还能对其偏好和可能的行动进行分析预测，同时还将政党活动予以量化和记录。这使得平台企业作为数据的掌握者，在获取特定群体信息和政党内部信息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互联网的无边界并不意味着治理的无国界。国家对于互联网的治理从单一的经济领域向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领域并重转变。党对网信工作的领导明确了其在互联网治理体系中的领导地位。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面向互联网的治理逐渐走向组织化、制度化的过程。2018年，《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指出，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改为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相继出台，为网络空间的运行规则和行为规范提供了法律保障，共同构成了在党的领导下网信工作的制度框架。
总的来说，随着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拓展，结构性调整是将技术变革、制度设计及权力运行进行统筹考虑。这使政党的治理议程、治理框架需要不断调适，以回应新的风险挑战。
三、变革的内在矛盾：中国共产党需要回应的风险挑战
信息技术在释放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同时，也意味着风险的存在。中国共产党同样需要直面信息技术迭代对于长期执政所带来的治理挑战。首先，信息生产的去中心化和算法控制的中心化使得政党面临专业化壁垒，技术的隐性支配力显现。然后，民意表达的个体化趋势向公共议题延伸。公共讨论的时效性与政策制定的程序性使得公众期待与治理回应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最后，信息传播渠道的多样化和内容的个性化，弱化了集中式信息传播模式的影响力。社交媒体、生成式人工智能松散式、自发性的传播特点，都进一步加深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复杂性。
（一）信息生产的去中心化与算法控制的中心化之间的矛盾
信息的碎片化与算法的结构化构成了技术治理变革的一体两面。信息的碎片化，本质上体现了信息生产方式的去中心化和去标准化特征，旨在通过改善算法结构来精准满足个体偏好。这种针对个体差异的信息供给模式，恰恰催生了信息的碎片化。但问题在于，依据个体偏好而推送的信息是以完整的算法结构和平台体系予以支撑。信息推送的内容、呈现方式和底层逻辑均由其掌握。这导致制定网络运行规则的原始主体发生了变化。政党虽然是数据的重要掌握者和发布者，但掌握算法体系的企业、团体甚至是个人也可以获取相关社群的数据，通过分析把握其需要。
更深层次的挑战在于，知识体系的不对等及技术规则的不透明使科层权力的限度显现出来。政党在以互联网为技术支撑的治理过程中面临专业化壁垒。而技术的持续更新和迭代使得依靠政党自身的组织力量难以应对，因此，其与技术提供者的合作关系更加紧密，或者说，对技术的依赖性进一步增强。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由数据、算法和平台构成的体系本身就意味着专业性，这种专业性预设了一定的知识门槛，使得技术提供者拥有基于专业知识的隐性支配力。算法不仅是分析和理解民意的工具，还成为塑造和引导民意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网络空间中，如何确保民意的真实表达而非被算法选择性地控制，成为政党在治理中必须直面的难题。规避算法支配民意是一项复杂任务，协调去中心化的信息生产与中心化的算法控制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
（二）公共讨论的开放性与议题设置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信息生产的非中心化决定了公共讨论的开放性。大众传媒时代公众接收的信息相对统一，公共意见的表达主要集中在线下。但在社交媒体时代，以公共议题特别是社会热点问题为导向的公共讨论变得更为普遍。这种公共讨论不仅局限于政策议题，还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个方面，个人情感与认知、专业背景和利益驱动交织在一起。信息的碎片化也引发了公共讨论无序化和情绪化的问题，使党的宣传工作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变。
这些情况凸显了党在网络空间治理中面临的双重压力，即网络舆情的即时应对和公共议题的持续转化。不可否认的是，敏捷的舆情回应和正确的舆情疏导是纠正公众信息偏差、引导客观理性公共讨论的必要路径。从网络空间的有效治理来说，舆情管理还需要向议题管理转变。关键过程就是从众多社会热点中筛选出应当进入政策议程的内容，以制度化的方式回应诉求。虽然社会热点不断更新，但解决问题所需政策支持则因需要经过一定的政治或行政过程而相对延迟。公众对于问题解决的时效性期待与政策形成的程序性之间的张力由此显现。
（三）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意识形态形势复杂化之间的矛盾
“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是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原则。新一轮科技革命在塑造国家治理形态和治理结构的同时，也使得意识形态工作面临更复杂的挑战。
在社交媒体深度渗透个人生活的背景下，简单明了、生动有趣的内容成为流量密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印刷传媒时代的信息组织方式和表达结构。尽管网络平台的广泛使用便利了政党与民众之间的沟通，但也对政党宣传的内容、形式和渠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常情况下，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具有高度抽象概括的特征，如何将这些理论成果既简明清晰又具有吸引力地传递给大众，成为党的宣传工作的新挑战。还需要注意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成为拓展个体认知、进行观点输出的新窗口。个体与机器的对话更加私人且相对不可控，这种信息传播方式更隐蔽且影响范围不再是以群体为单位，而是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个体情感、观念和思想。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进一步增强了信息传播的不可控性，也在重新定义着意识形态工作的边界与形式。
而对于工作场所不固定且流动性较强的新就业群体来说，平台企业难以通过教育培训、文化建设等机制发挥价值引导的作用。也即，平台企业价值形塑机制面临覆盖面相对有限的困境。这使得党通过传统企业渠道开展意识形态教育的效果受到一定的影响。建立更加灵活且多元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变得更为迫切。面对治理的内在矛盾，数字时代的中国共产党需要重新调整其治理理念和策略，以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的执政需要。
四、整体性治理：提升数字时代党的执政能力
政党是支撑现代国家运行的核心政治组织形式，更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需要面对有序与活力的平衡、发展与安全的统筹以及私人与公共的协调等多重治理张力。这些治理张力凸显了政党在技术变革时代治理任务的复杂性。整体性治理作为应对复杂性问题的系统性思路，其核心主张是政党、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实现协同共治，以回应公众多样化需求。从政党视角出发理解整体性治理，其重点在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地位，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具体来说，通过拓展群众网络增强社会动员能力，优化议程设置提升政策回应性，完善数字安全体系强化风险防范，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一）拓展群众网络：夯实整体性治理的社会基础
数字原住民、网红博主等新一代群体的兴起形成了与传统政治传播方式不同的网络化互动方式。特别是“数字精英”群体及其所服务的平台企业的兴起使其在治理网络中的枢纽性作用更加凸显。这要求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重新审视并拓展群众网络的构建方式。
走好网上群众路线，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工作方式，更是整体性治理的应有之义。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首先，从政治沟通层面来说，主动适应以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在线平台为媒介的沟通方式，广泛收集民意、了解民情是数字时代走好网上群众路线的基础。然后，回应诉求是拓展群众网络的重点。群众诉求的即时性与多样性使得以解决问题和回应诉求为核心的政治安排变得尤为重要。多元协同意味着整合党群组织、政府、平台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的资源链接优势，形成高效的诉求反馈机制。
最后，数字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促进了民意的快速反馈。比如，中国共产党将代表性主张与政策目标相结合，利用数字技术来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浙江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实践便是直接体现。而如何均衡各方主体的影响，并通过有效治理来吸纳新兴主体，成为群众网络搭建的关键。应利用线上平台，探索更加开放、包容且灵活的组织模式，以制度化、网络化的方式增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和新就业群体的组织化程度，巩固党的群众基础。
（二）优化议程设置：提升整体性治理的决策适应性
“文明越分散，科技、能源和公众的变化越多，就需要越多的情报流通其间，以维系住整体”。这意味着议程设置的信息来源发生转变，政党必须在信息高度流动且分散的情况下，在确保信息安全、准确的基础上，精准识别公众讨论的热点议题，使其进入政策议程，从而提升决策质量。因此，议程设置是政党与特定群体产生连接、促进政策互动并达成决策共识的桥梁。
高效的信息流动是议程设置的前提，更是政党决策的基础。随着数据生产的个体化、获取的最大化以及控制的组织化，简单的数据占有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充分理解人民群众的需要，也不能直接作为有价值的决策依据。因此，在保障政党信息来源真实可靠且安全的前提下，筛选并分析各类数据来服务党和国家的决策需要变得尤为重要。然后，数据的筛选与分析决定着议题的分布。注重议题的多元性与代表性则变得尤为重要，需要确保多元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在政策形成过程中得到充分表达和回应。基于此，哪些议题能够进入政策议程，由谁来决定议题的优先级，如何来实现政策落地，这些问题需要在运行机制层面予以明确和规范。
最后，优化议程设置需要建立在涵盖信息流动、议题讨论以及政策制定的治理框架之上。政党通过有效监管和引导，在充分发挥信息最大化优势的同时，防范因算法垄断而形成的隐性风险，坚持技术发展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目标。
（三）完善数字安全体系：守好整体性治理的安全底线
数字安全体系的完善是数字时代政党应对复杂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关键支撑。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数字安全体系建设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数字安全体系是包含数据主权、公共安全、社会治理、技术监管等多维度在内的治理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作用在于识别、分析、解决和预防信息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和可能的突发事件。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确立数字安全体系建设的理念、路线和方针的基础上，统筹规划并实施网络安全战略，推动跨部门联动、跨层级协同以及跨国别的治理合作。此外，数字安全体系的完善还需要加强数字治理能力建设，特别是提升领导干部的数字素养，提高其对复杂社会风险的应对能力，以巩固长期执政的安全基础。
以网络攻击、数据泄露、算法操纵等为主要形态的技术风险不仅威胁个人隐私安全，还可能影响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稳定运行，甚至成为引发其他领域风险的因素。在充分考虑技术、政治、社会、经济等多重因素影响基础上，健全技术监管体制不可或缺。就实现机制来说，既需要建立针对突发网络安全事件的紧急响应机制，还需要健全长效的数字风险防范机制，从而全面提升数字治理的安全韧性。
总体来说，以整体性治理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本质是实现社会动员、有效决策和风险控制的机制协同。群众网络的拓展关注社情民意,与群众建立直接高效的社会连接机制来凝聚人心。议程设置的优化聚焦社会热点问题，搭建制度化的共识机制来提升决策效能。数字安全体系建设为防范系统性风险提供底层机制保障，在提升治理能力中消解治理的不确定性。马克思主义政党需要正确处理好发展高效与制度适配、技术赋能与风险调控、动态调适与系统稳定等多重关系，不断将党的治理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实现长期执政的有效治理。
